文／台灣兒科醫學會常務理事麥建方

這幾天，李柏毅議員在醫院急診與醫護人員發生衝突的事件，引起許多兒科醫師強烈的憤怒。身為兒科醫學會幹部，我們完全理解這樣的憤怒。

對第一線醫療人員而言，那不只是一段新聞影片，而是我們無數似曾相識的夜班：哭鬧的孩子、焦急的父母、等待中的病人，以及醫護人員在疲憊、高壓與有限資訊下，仍必須保持冷靜、精確判斷，為每一個醫療決定負責，還要回頭安撫焦慮的家屬。

醫療場域中的威嚇、辱罵與暴力，我們的立場始終清楚：零容忍。

父母因孩子生病而焦慮，我們可以理解；但焦慮不能成為失去基本尊重的理由。這一點，不因任何人的職業、身分或政黨而有所不同。

然而，李柏毅議員已經公開落淚、數度鞠躬，為自己的情緒失控道歉。道歉不能讓傷害一筆勾銷。但當一個人願意承認錯誤，我們更希望把這次事件帶向一個比譴責個人更重要的問題：

台灣的兒童醫療，到底怎麼了？

依李議員自己的說法，那天晚上，一個只有幾個月大的孩子發燒、哭鬧不止，父母先去了馬偕，又去了中山，最後到了國泰醫院，才找到可以處理孩子的兒科急診。但這裡不是偏鄉。這裡是台北市。

如果一個家庭在首善之都的夜晚，為了一個生病的嬰兒，都可能需要輾轉數家醫院尋找兒科醫療，我們真正應該擔心的，就不只是那天晚上誰的聲音太大，而是：

我們還剩下多少在深夜守護孩子的能力？

很多人印象中的兒科，是可愛的孩子、玩具、貼紙與糖果。但在這些笑容背後，是高度專業、高風險，也長期承受巨大壓力的醫療工作。孩子不會完整描述症狀，嬰兒甚至一句話都不會說。同樣是發燒，可能只是病毒感染，也可能是川崎症或腦膜炎；藥物必須依體重精確計算，病情可能快速變化。兒科醫師治療孩子，也同時承接父母的恐懼與焦慮。

安撫焦慮，是兒科專業的一部分；但承受一個長期超載的制度，不該是兒科醫師的宿命。

今天真正令人憂心的，是兒科住院醫師招募困難，是有經驗的主治醫師逐漸離開夜間、急診與住院體系，是留下來的人承擔更多值班、更高風險與更大的責任。人愈少，留下來的人愈累；愈累，就愈沒有人願意留下。最後消失的，不只是值班表上的幾個名字，而是整座城市在深夜守護孩子的能力。

所以此刻，與其單純的『譴責』，我們反而希望有政治影響力的議員，和我們一起解決問題。

李柏毅議員以一位焦急父親的身分，已經親身看見兒童夜間醫療有多麼不容易。接下來，可不可以換一個位置——從病童父親的位置，走回民意代表的位置？請李議員和我們一起追問：為什麼台北市的父母，在深夜帶著生病的嬰兒，可能需要輾轉多家醫院？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台東、發生在花蓮呢？

我們也期待所有朝野政黨一起回答：如何讓年輕醫師願意選擇兒科？如何讓兒科醫師願意留在醫院？如何維持兒童急診、住院、加護病房與夜間醫療？如何建立完整的區域兒童急重症醫療網？更重要的是，如何讓那些今天仍站在第一線、替全台灣孩子值夜班的醫師與護理人員知道：這個國家珍惜他們。

兒科醫師的憤怒，不需要被壓抑。因為那股憤怒背後，是一群人真的已經撐了太久。但我們更希望，把這股憤怒轉化成改變制度的力量。我們已經看到一位政治人物、也是一位焦急的父親，為自己的失控道歉。接下來......

我們更期待朝野政黨一起端出兒童醫療的政策牛肉。

急診室裡的一場衝突，終究會隨著新聞熱度過去。但今晚仍會有孩子發燒，金晚仍會有父母抱著孩子衝進急診。而我們真正期待的是：

下一次，當另一位焦急的父親或母親，在深夜抱著生病的孩子尋找兒科醫師時，我們希望他找到的，不是第三家醫院，而是一個沒有崩塌的兒童醫療體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