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新田心理治療所首席顧問黃天豪臨床心理師
2025年5月19日，新北市三峽發生一起震驚全台的重大車禍。一名78歲駕駛開車高速衝撞正在路口等紅燈的機車騎士與過馬路的學童，導致3死，多人重傷。
這不是單純的交通事故。從現場與監視器影像來看，駕駛疑似出現情緒性報復行為——他加速追車、方向不變地直衝人群。輿論分析質疑，這是否是一起嚴重的「路怒」行為？
▲2025年5月19日，新北市三峽發生一起震驚全台的重大車禍。（圖／翻攝畫面）
隨著更多的資訊流出，我們發現：這位駕駛5年前也曾經發生車禍糾紛，撞上一位在人行道推著嬰兒車的母親。而這5年來，他還有7件交通違規案件。他過去的同事表示，他「一握方向盤，就像變了一個人」。
許多專家針對道路設計、號誌配置提出改善建議。然而，若這場悲劇的成因真的是情緒驅動，那麼再完美的道路設計也無法避免。
本篇文章不從工程出發，而是從「心理行為」的角度，談談路怒的本質，駕駛的責任，以及我們如何透過制度與科技來預防下一次悲劇的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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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「路怒」不是病，而是一種風險行為】
「路怒」（road rage）這個詞，來自1980年代美國媒體，用來描述駕駛人在道路上，因憤怒與敵意而引發的攻擊性行為：辱罵、逼車、暴力，甚至直接衝撞他人。
這不是心理疾病，不應被稱為路怒「症」。一旦被視為病症，某種程度就會轉為「可被原諒」的狀態，模糊法律責任與社會譴責的力道。世界各國皆未將「路怒」視為精神疾病，因為它根本不是一種病，而是一種危險的行為模式——一種可以預見、可以預防、也必須被懲罰的風險行為。
更重要的是，「行為是有連續性的」。嚴重的路怒往往不是突如其來，而是從平時的小暴躁、小違規、小情緒開始。今天你罵人、按喇叭、逼車，明天你可能就不小心加速撩下去。這種行為上的滑坡，是心理風險累積後的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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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怒氣的演化根源，與現代交通的碰撞】
從演化心理學來看，憤怒原本就是人類面對阻礙、威脅與不公平時的自然反應。它讓我們反擊、維護自身權益。
而道路，是一個極容易讓人感到「被阻礙」的場域：車多、紅燈長、他人切入車道、行人速度慢……我們一整天的疲累與焦躁，很容易在這樣的空間中被放大。尤其是在封閉的車廂裡，我們更容易失去對情境的理性判斷。
但我們必須認清：許多「被阻礙的感受」，其實是主觀想像，而非客觀的冒犯。對方可能只是遵守交通規則，或毫無惡意。而我們的情緒，卻可能將這些中性的行為，誤認為挑釁或敵意。
這種錯誤的解讀，是導致路怒爆發的重要前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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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情緒不是理由，責任不能模糊】
我們可以理解怒氣是自然的，但不能接受讓怒氣掌控方向盤。
在三峽的事件中，駕駛的行為不是「擦撞」，而是以高速衝撞毫無防備的孩童與其他用路人。路怒不是情緒的過失，而是蓄意的暴力。如果我們還以「一時失控」這種語言去描述，就會讓這些暴力行為脫離應有的法律與道德審視。
駕駛者握的不只是方向盤，還可能是一把無聲的武器。每一次放任情緒，就可能讓一個家庭支離破碎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強調：
> 情緒可以有，但不代表你可以傷害人。行為必須負責，不能推給「一時情緒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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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駕駛是一種責任，不是全民共享的權利】
我們的駕照制度，長期以來偏重交通規則與技術考核，而忽視心理風險與行為紀錄。這讓許多情緒控管不良、曾有攻擊性行為紀錄的人，依然能合法上路，成為潛在的公共危險。
其他國家如德國，已建立駕駛適性評估制度（如MPU心理檢查），對高風險駕駛者施加限制或再教育要求。而我們，仍停留在「駕駛是基本自由」的想法裡，對各種不良駕駛的懲處也過於寬鬆。
如果我們真正重視道路安全，那就應該承認：開車是一種高風險公共行為，需要更高標準的責任門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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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科技應該輔助制度，不是成為卸責的出口】
科技確實能協助我們降低風險。像是自動煞車系統、行車紀錄器、未來甚至可能發展駕駛行為偵測系統。
但科技不是萬靈丹，也不能取代制度。它應該成為「制度落實」的工具，具體來說，我們可以：
針對有危險駕駛紀錄者，強制加裝輔助系統；
對累犯者設行為積點制度，達標即須再教育或吊銷駕照；
推動由保險公司、市場力量聯合建立的「風險駕駛者黑名單」，將後果成本實際化並回歸個人。
但這一切的前提是：我們願意正視駕駛風險的現實，並且願意以制度來界定責任，而不是只靠祈禱與事後懊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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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結語：我們為什麼要在悲劇之後再思考制度？】
這篇文章，是為了寫給每一個在新聞面前感到恐懼與無力的我們。
我們不能每次都在悲劇發生後才開始談改革。我們也不能繼續用「沒辦法預防」、「那是個案」來為整個制度的寬鬆擦脂抹粉。
如果一個人有多次違規紀錄卻依然上路，如果路怒者不被記錄也不需接受心理教育，如果科技與制度之間沒有協同防線——那每一場車禍的代價，最後都將由無辜者承擔。
請我們一起思考：當我們要求行人守規矩、機車不要亂鑽時，我們是否也該要求汽車駕駛，必須具備情緒控管與行為責任的能力？
願每一次我們握上方向盤的時候，
不只是駕駛一台車，
更是自覺地承擔著對他人生命的尊重與約束。
